400-626-6068

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 — — 河南的案例研究

Percep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s on Food Safety Risks — — A Case in Henan Province

发布时间: 2015-05-14 13:49浏览量:

杨柳;邱力生

YANG Liu;QIU Li—sheng

  Abstract:The farmers’perception of food safety determ ines their consumption decisions,and their response to food safety incidentsan d food safety regulation.With the penalty function binary logistic model and survey data from the cities of Sanmenxia,Anyang andNanyang,the paper finds that gender,age and othe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ncerns to food security risks ofhousehold.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 ers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to the rural foodsafety regulatory system.Highly educated young people,families with children,women farmers are more sensitive to food safety risks,and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Key words:Food Safety;Perception;Factors.

  摘要:农户的食品安全认知决定着其消费决策以及其对食品安全事件和食品安全监管的反应。笔者采用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三门峡、安阳市和南阳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农户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显著地影响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因此,要将农户的个体特征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对食品安全风险更为敏感的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家有儿童的女性农户应该在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影响因素

  2011年6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提出建议,将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纳入“国家安全”体系。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生产加工、配送运输等供应链环节的原因,也有消费者自身的原因;既有伪劣造假等人源性原因,也有消费环境和食品技术等非人源性原因。然而,每当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在谴责问题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社会责任缺失的同时,公众总是指责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不力,这是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不高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偏差会错误地引导公众行为,导致不满情绪扩散,甚至造成社会恐慌。但目前国内食品安全管理领域主要重视研究如何从技术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而轻视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心理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

  消费者在购买到性能达不到预期的产品时,其消费行为必然是不愉快的。消费者对这种不愉快行为产生可能性的判断就是风险感知(Mitchell,1999),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水平会极大地影响其消费行为(Yeung et al,2001)。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是将风险感知限定到因购买问题食品而导致健康受损的可能性的感知水平。消费者所感知到的风险与食品的实际安全风险之间通常是存在偏差的(Scully,2003)。Mahon等人(2004)用消费者主观上感知到的商品不能满足自己的后果以及后果发生可能性构建的函数来评估感知水平,方法比较简单,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Cunningham(2005)从金钱、身体、心理和时间等六个维度来综合探讨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由于各维度比较抽象,难以直接测量,需要用间接数据或相关指标,应用范围较小。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的感知是直接影响其行为的关键因素。人口统计特征和经济社会地位等是影响着消费者认知水平和态度的重要因素(Wikock et al,2004)。在食品新技术的风险认知上,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Siegrist,1999)。消费者的年龄越大,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越高。技术专家对新技术的应用风险感知却系统性地低于普通消费者(Savadori,2004)。高收入和年龄超过60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较低(Smith et al,1999)。大龄女性、家庭儿童较多和高收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要高于其他群体(Dosmanetal,2001)。

  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和深度发酵,国内学者也开始加强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感知的研究。王志刚(2003)研究发现性别、年龄、收入、学历和家庭住址等因素影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质量的关注程度。周洁红(2005)研究发现家庭住址、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口等因素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蔬菜质量安全的忧患程度。

  城市人口密度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危害更广,国内外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居民,试图了解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态度和应对行为,以阻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大面积发酵,引发更为严重的次生危害。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社会,农村的食品安全形势比城市更加严峻。因此,加强对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的研究更为重要。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活状态、心理行为、社会倾向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差距显著,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研究无法衍生到农村居民的行为中,这更加凸显了对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调研方案

  (一)调研区域与方法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2013年末,全省总人口10601万人,常住人口9413万人,城镇化率为43.8% ,这表明全省至少还有5000万人生活在农村。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475.34元,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相比,基本持平。广袤的农村区域、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相近的年人均纯收入使得河南省作为本次调研的省级区域具有特殊的典型性。

  按照人均GDP指标将河南省的l8个地市排名,并平均分为3档,每档6个,选择每档的第3个作为具体调研地区。其中第1档第3个为三门峡,第2档第3个为安阳,第3档第3个为南阳。从地理位置上看,三门峡、安阳和南阳分别位于河南的西部、北部和南部,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区域。最后,每个地市选择2个县,每个县选择2个镇,每个镇发放30份问卷,共发放问卷360份,回收338份,剔除无效问卷12份,共得到有效问卷324份,有效率89.6% 。

  (二)问卷分析

  1.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调查结果显示,63.2%的农户明确表示当前农村的食品是安全的。农户作出如此判断的重要背景是,绝大部分被调查农户的主要食物来源都是自种食物。对于购买的食物,比如牛奶等,农户的知识水平无法辨别它们的真实质量水平,而这些食品较好的包装通常使农户相信外购食品的质量是安全的。而且调查中还发现73.6% 的农户对电视上经常播放的食品广告深信不疑,认为只要能够上电视的产品都是好产品。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农户对品牌的信任和辨识能力不高的特点,制售伪劣商品,欺骗消费者,如用“康帅傅”商标冒充“康师傅”等。21.3%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比较担忧。

  2.农户对食品认证的认知调查显示,农户普遍对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等食品认证缺乏了解,只有23.1% 的被调查农户明确表示了解。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些听说过食品认证的农户对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等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几乎所有了解食品认证的农户都表示食品认证是国家执行的,经过认证的食品的质量是安全的。

  3.被调查农户的统计特征本次调查在非农忙期间,大部分农村男性青年进城打工,所以本次被调研对象中女性(占63.9%)比男性(占36.1%)多。被调研者年龄集中在30岁~ 39岁、40岁~49岁和50岁一59岁三个年龄段,其中40岁~49岁年龄段最多,比例占33.3%。37.3%的被调研者的家庭人均种植面积1亩~2亩,28.4% 的为小于1亩,大于2亩的占34.3% 。这与我国人均种植面积1.38亩的国情基本吻合①。被调研者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小于等于6年)和初中(7岁~9年)阶段,比重分别为33.6% 和43.8% 。高中(10岁~12年)的比重为18.8% ,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只有3.7% ,表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收入上看,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比重高达83.4% ,年收入在3万以上5万以下的比重为13.6% ,高于5万元的比重占2.5% 。

  三、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l:女性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高于男性。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的家庭责任是在外打拼,赚钱养家;女性的家庭责任是操持家务。虽然,社会分化导致以传统观念为主导的家庭分工也出现变化,但在中国农村中,女性仍然以操持家务为主。其中,提供食物是女性家务工作的重点。女性是家庭食物的直接提供者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女性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关注和认知水平要高于男性。

  假设2: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程度越低。

  因食品不安全所引发的社会事件数量必然会影响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年龄较大的居民的社会阅历更丰富,见识更多,对问题食品的泛滥已经习以为常,麻痹了他们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

  假设3:家庭中有儿童的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程度较高。

  儿童的免疫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比成年人差。为保护儿童健康成长,有儿童家庭的家长对饮食的营养和安全性的关注程度会高于没有儿童的家庭的家长。

  假设4: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程度越高。

  受教育程度影响居民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获得方式和有效性。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越是注重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

  假设5: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程度越低。

  收入越高的居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可以消费质量更安全的食品。因此,收入较高的居民对质量更安全的食品的消费行为有效地降低了其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

  假设6:购买过伪劣食品的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程度高。

  农村是伪劣食品泛滥的地方。购买过伪劣食品的农村居民为防止再次上当受骗,在购买食品前有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欲购买商品的辨识方法。这会提高该部分居民对食品安全的风险防范意识和知识。但是,食品安全知识的增多与严峻的食品质量安全形势的矛盾可能会提高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

  假设7:对食品安全事件了解的居民的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程度高。

  研究证实,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会提高居民的风险意识和认知水平,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

  假设8:人均种植面积越大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担忧程度越低。

  人均种植面积越大的农户,家庭收入更多要依赖于农业产出,外出务工时间较少。由于被封闭在僵化的农村体系中,农户接触外部社会的机会比较少,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水平较低,担忧程度也低。

  (二)采用的方法

  笔者采用带罚函数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首先,构建方程:其中, 表示农户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程度。如果 =1,表示农户对食品安全担忧;否则 =0,表示不担忧。置表示影响农户对食品安全担忧程度的因素(见表1); 为误差项; 为待估参数向量。假设误差项满足logistic分布,则:(2)式的估计主要采用MLE,与(3)式相应的对数似然函数与得分方程分别为在小样本情况下,(4)式的估计将存在偏误与分离问题,因此笔者采用添加罚函数的方法(朱淀等,2013)。其中为信息矩阵,I,为信息矩阵的行列式一阶近似于。于是,新的得分方程为:

  四、实证检验

  笔者对(5)式进行Ⅳ一尺迭代,迭代方程可以用下列式子表示:,其中,.s表示为第.s次迭代,用MATLAB(R2009a)进行估计,最终得到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从表2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户年龄、是否了解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常数项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是否有儿童、农户性别、农户受教育程度、农户人均种植面积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是否购买过假冒伪劣食品变量不显著。此外,农户性别、农户年龄、人均种植面积3个变量与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成负相关;而是否有儿童、农户受教育年限、是否了解食品安全事件3个变量与农户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成正相关。这与本文的假设是一致的。

  1.女性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高于男性。这与Dosman等人(2001)、Siegrist(1999)等的研究结论一致。女性在家庭中负责烹饪食物的传统角色定位使其经常接触食物。这有可能使女性更加关注食物的质量安全,因而增加了其食品安全风险认知。

  2.年龄越大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越低。这与王志刚(2003)、周洁红(2005)、Smith等人(1999)的研究结论一致。尤其是60岁以上,甚至7O岁以上的农户的心理特征和年轻人的心理特征有很大不同。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偏向于认为自己“已经活的不短了”,对余生有顺其自然的淡然心态;而年轻人则偏向于认为自己“还有较长一段人生路”,因此注重身体健康很重要。两种不同的心态决定了年龄较大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较低,而年龄越小的农户则非常担忧。

  3.家庭中有儿童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较高。这与Dosman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儿童的免疫能力较低,并且正处于发育成长的关键阶段,保证儿童的营养,提高其免疫力,确保健康成长是每一个家庭的重中之重。有儿童的家庭比较注意食物选购和饮食搭配,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也更高。因此,家庭中有儿童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和关注程度比家庭中没有儿童的农户要高。

  4.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越高。这与Savadori等人(2004)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户,知识水平越高,越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关注和担忧程度也越高。

  5.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会加大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这与周应恒等人(2010)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虽然,食品安全事件可以在政府的行动、媒体的沉默中逐渐得到控制,避免进一步的蔓延和扩散。但是,其带给消费者心理上的创伤是持久的。通常,在食品安全事件平息的较长一段时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阴影会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策。

  6.人均种植面积越大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越低。人均种植面积越大的农户与农业和农村的依赖关系更紧密,饮食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更加传统,基本上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出现的存在质量安全问题食品相隔绝。因此,这部分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关注程度和担忧程度都较低。

  五、结论

  农村是食品安全的重灾区。农户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和食品安全心理显著地影响着农户的消费行为。加强农村的食品安全监管不能忽视对农户食品安全心理的研究。笔者采用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对河南省三门峡市、安阳市和南阳市的调研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农户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显著地影响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担忧程度。本文的研究结果所蕴含的政策含义非常明显,即应加强对农户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力度。农户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水平偏低是目前河南省的基本省情,也是全国大部份农业省份的基本情况,这不利于政府当前的食品安全监管措施在农村的有效贯彻执行。同时,偏低的认知水平无形中将农村居民排除在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之外。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户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创造条件使他们参与到农村的食品安全监管中来。

  在宣传中,政府应该考虑农户个体特征和经济特征。不同特征农户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不同。女性、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家有儿童的农户对食品安全风险更加关注和担忧。因此,应该发挥这部分人的积极性,创造合理的机制鼓励她们对农村的食品安全进行监督。①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刚性增长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已由2O世纪50年代初的人均0.185公顷减少到2001年的0.09957公顷、20o8年的0.09165公顷,预期在2020年~2030年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较目前还将再减少20%左右。(~)201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按照平均人口4个人计算,家庭年收入为35584元。本次调研数据与全国的数据基本吻合。

  参考文献:

  [1]王志刚.2003.食品安全的认知和消费决定:关于天津市个体消费者的实证分析[J](论文发表).中国农村经济(4):32—4.

  [2]朱淀,张秀玲,牛亮云.2014.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4(4):64 —7O.

  [3]周洁红.2005.消费者对蔬菜安全认知和购买行为的地区差别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113—21.

  [4][5]周应恒,卓佳.2010.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究— —基于三聚氰胺事件下南京消费者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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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DOSMAN DM ADAM0W ICA WL,HRUDEY SE.2001.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nd food safety—related risk perception[J].Risk Analysis,21(2):307—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