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626-6068

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度质量分析 — — 基于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视角

An Analysis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China’S Trade Policy —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Stability

发布时间: 2015-05-16 13:33浏览量:

郭苏文;汉民

GUO Su—wen ;UANG Han-min

  Abstract:Starting from two institutional dimensional property-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stability,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China’Stride policy is evaluated in this paper firstly.Then,with extended gravity model,using panel data covering 1997-201 1 of 97 representative nations whose imports account for 90% of China’S total export,we probe into the effects on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China’S trade policy empirically.Finally,we put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improve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China’Stride policy based on what we have studied above.The results show that:China’S current trade policy in general is effective and keeps relative stability except two periods of 1995.1997 and 2004-2006.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China’S fade policy play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The efect manifests itsef through two channels:providing favorable and stable policy expectation for traders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Trade Policy;Institutional Quality;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Institutional Stability.

  摘 要:笔者借助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利用占中国出口额90% 以上的97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1997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度质量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除了在1995年~1997年和2004年~2006年2个时段发生了较大的波动外,我国的贸易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对贸易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为贸易主体提供良好、稳定的政策预期而对贸易产生的直接促进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对贸易产生的间接促进作用。

  关键词:贸易政策;制度质量;制度有效性;制度稳定性

  一、文献综述

  从制度质量视角来研究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问题是国际贸易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近年,国外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类文献。

  第一类文献重点关注制度有效性对国际贸易规模、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制度质量(实质上指的是本文中的制度有效性维度)的改进对扩大贸易和促进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Yu,2010);制度环境会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对该国的贸易模式产生影响(Feenstraetal,2012);一国的制度质量还会影响到该国不同要素的收入和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高制度质量的国家从贸易中的获益更多。

  第二类文献则主要从制度或政策的稳定性角度来关注制度质量对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政策不稳定性的考察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各种贸易政策的波动性,政策的波动性增加了交易成本、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增长;二是政府的政策承诺,它取决于国家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利益集团的压力等;三是政策的一致性,主要强调贸易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之间的兼容性。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K]omp(2009)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民主能够降低经济的波动性,政治的不稳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经济的波动。Handley(2011)使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对葡萄牙加入欧盟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加人欧盟减少了政策的不确定性,促使了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会延迟出口企业对新市场的进人并降低了出口企业对于关税降低的反应。

  近年,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开始从制度质量视角来研究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问题。李文峰(2001)认为从长期看,贸易政策是制度演进的产物,贸易政策的形成伴随着制度的创新和变迁。任重等(2005)认为保持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对达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设计效果、实现本国净福利的最大化是最优选择。熊锋等(2009)指出贸易制度稳定性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需要,更是贸易制度变迁进入“梯形”上升通道的必要条件。李莉(2010)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我国贸易政策体系的制度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黄汉民(2010)指出贸易政策制度质量的改进应侧重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还有部分学者从政策的一致性角度,论证了贸易政策与汇率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等相关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和配套措施。

  从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理论界已经取得了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但仍存在不足和研究的空间:第一,学者们大多从制度质量的某一侧面去研究贸易政策和贸易发展问题;第二,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度质量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成果较为鲜见。笔者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二维属性统一维度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对中国现行贸易政策的制度质量进行评价,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度质量进行实证考察,并提出了相应的提升贸易政策制度质量的建议。

  二、中国贸易政策制度质量的实证考察

  笔者将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首先对中国现行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分别进行检验,然后将有效性与稳定性同时纳入模型,综合考察贸易制度质量对贸易发展的影响。

  (一)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INSTI)目前可供使用的衡量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的指标有:一是经济自由度指数项下的贸易自由度子指标;二是弗雷泽研究所指数项下的对外贸易自由度子指标。经济自由度指数是由《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截至2012年年底涵盖全球184个国家或地区,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贸易自由度子指标是对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的衡量,其中包括加权平均关税、非关税壁垒和海关腐败3个子指标,贸易自由度指数是对这3个子指标的综合评价,其分值范围为[0~100],分值越高,表明一国的贸易越自由,反之相反。弗雷泽研究所指数是由非营利性科研教育机构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指数,截至2012年年底,该指数涵盖141个国家或地区。其对外贸易自由度子指标是对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的衡量,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税收、管制性贸易壁垒、贸易部门相对预期规模的实际规模、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差别、国际资本市场的管制程度等方面。对外贸易自由度指数是对这5个子指标的综合,其分值范围为[1~10],分值越高,表明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和经济自由度指数相比,弗雷泽研究所指数所涵盖的年度数据跨度相对较短,涵盖的国家或地区的范围相对较小,缺乏2000年以前的年度数据,且该指数具有滞后性,一般滞后两年。因此,笔者决定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项下的贸易自由度子指标来作为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的代理指标。需要说明的是在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时可以使用其年度数据,但在考察贸易政策制度稳定性和制度质量时,需要使用1997年~2011年每3年期的平均值。

  2.贸易政策的制度稳定性(STAB)由于对政策一致性的判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且在所考察的时间区间内贸易政策并没有发生逆转,因此,笔者将针对贸易政策的波动性进行分析。如前所述,在衡量政策波动性方面有两种方法,鉴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借鉴Berggren(2012)的方法,本文使用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的变异系数或称标准差率来作为贸易政策稳定性的代理指标。变异系数描述的是偏移量与均值之间的关系,变异系数越大,说明偏移得越厉害。因此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的变异系数越大,则说明政策的稳定性越差;变异系数值越小,表明政策的稳定性越好。由于贸易政策的不稳定不利于人们形成对未来交易的预期,进而会增加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是对长期贸易发展有利的贸易政策变革,在短期内也可能会因为政策的不稳定性而产生阻碍贸易发展的转型成本,因此预期贸易政策稳定性STAB的系数为负。在模型中,使用1997年~2011年平均每3年的数据来计算中国贸易政策的稳定性。

  3.控制变量(1)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C)Frankel等(1999)认为如果一国的经济增长强劲,那么其对外贸易也会迅速扩张。因此使用中国的GDP水平作为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在实际应用中,对中国的GDP取对数,即使用LnGDPC作为控制变量,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2)出口目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I)出口目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进口需求能力。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规模总量越大,潜在的进口能力也就越大。在实际应用中,对出口目的国的GDP取对数,即使用LnGDP,作为控制变量,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3)中国与出口目的国的人均GDP之差(PG.DP)中国与出口目的国的人均GDP之差反映了由人均收人水平决定的双方需求水平的接近程度。根据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的“偏好相似理论”,两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其需求结构就越相似,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就越雄厚。该值越小说明两国的代表性需求越容易发生重叠,于是在两国之间发生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实际应用中,对PGDP取对数,即使用LnPGDP作为控制变量,其预期系数符号为负。

  (4)中国与出口目的国之间的距离(DIST)中国与出口目的国之间的距离(DIST)通常代表运输成本的高低,一般而言,两国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进而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就越小,预期符号为负。在实际应用中,对DIST取对数,即使用LnDIST作为控制变量,其预期系数符号为负。

  (5)中国与出口目的国是否拥有共同的边界(BORDER)BORDER为虚拟变量,表示中国与出口目的国是否拥有共同的边界,如果是,则值取1,否则取值0。当两国拥有共同的边界时,贸易成本将大幅度下降,双边贸易流量因而会明显增加,其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6)中国与出口目的国是否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COMLANG)COMLANG为虚拟变量,表示中国是否与出口目的国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如果是,则值取1,否则取值0。当中国与出口目的国拥有共同的语言时,会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双边贸易流量会上升,其预期系数符号为正。

  以上各控制变量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C)、出口目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I)以及中国与出口目的国的人均GDP之差(PGDP)的源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网站;中国与出口目的国之间的距离、中国与出口目的国是否拥有共同的边界(BORDER)以及中国与出口目的国是否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COMLANG)的源数据来源于CEPII网站。另外,笔者将主要从贸易政策的出口效应方面来考察其制度质量,因此使用EXPORT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实际使用中取其对数值。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统计库:http://comtrade.un.org。对于以上各控制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时可以使用其年度数据,但在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度稳定性和制度质量时,需要使用1997年~2011年每3年期的平均值。

  (二)样本

  笔者选取了占中国出口总额90% 以上的97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中国的出口目的国或地区。虽然贸易自由度指数自1995年起开始公布,但为了计算贸易政策变异系数的需要,使用平均每3年的数据,因此选取时间范围为1997年~2011年,这样在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时,实际观测样本的容量为15 x97=1455个观测值。在考察贸易政策的制度稳定性和制度质量时,则构成5组有效的时间区间,其实际观测样本容量为5×97=485个观测值。

  (三)模型设定

  最基本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的自然对数形式一般表述为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通过逐渐引入新的解释变量,将原始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得到扩展的引力模型。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对模型(1)(2)(3)进行估计,结果见表1。通过观察前3列,可以发现:

  1.LnGDPC、LnGDPI在3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都在l%的水平上显著;LNDIST在3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负,和预期符号相符,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中国对目的国的出口额在经验上与国际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完全相符。

  2.LnPGDP的系数在第2列和第3列中均为负,和预期相符,且都在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国对目的国的出口符合林德尔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同时也说明了产业内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3.COMLANG和BORDER的系数在3列中均为正,和预期符号相符,且都在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拥有相同的官方语言和拥有共同的边界都能大幅度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4.最后观察变量INSTI,发现其系数为0.032,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对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贸易自由度越高,对外贸易商所面临交易的不确定性进而交易成本就越低,因此对外贸易就越活跃。贸易自由度越低,掠夺行为就越严重,合同的执行也就会越不完全,进而对对外贸易就越有害,因为它增加了对外贸易的成本和风险。

  5.将第2列和第3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方程中加入INSTI变量以后,除了LnGDPC之外的其他几个变量的系数几乎没有变化。LnGDPC的系数变动较大,由原来的1.083下降为0.424,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的强劲促进作用有一部分需要归功于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也即是贸易政策有效性的发挥一方面表现为对贸易的直接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作用,即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促进对外贸易。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点,将扩展引力模型(3)中的LnGDPC变量删除,来观察INSTI系数的变动情况(见表2第4列)。在将LnGDPC变量从模型(3)中删除后,发现INSTI的系数由原来的0.032提高到了0.050,这充分说明了贸易政策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间接发挥的。对上述模型(1)、(2)、(4)进行估计(使用各变量每3年期的平均值数据),结果见表2。1.变量LrtGDP LnGDP,、 尸GDP 、COMLANG和BORDER在模型中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表1中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它们的系数值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在表1中使用的是这些变量的年度数据,而在表2中,为了保持与贸易政策的制度稳定性数据相一致,使用的是每3年期的平均值。2.最后观察变量STAB,发现其系数为一17.01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STAB值越小,政策的稳定性越好,对出口就越有利,即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对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贸易政策的稳定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策多变意味着约束多变、信息多变、激励多变,意味着人们将无所适从。变动频繁的、不稳定的贸易政策会增加对外贸易中的风险,这相当于对进出口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因此会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而稳定的贸易政策环境能够通过减少经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形成对未来国际交易的稳定预期,进而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成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易。另外,还发现在模型中加入STAB变量后,LNGDP 的系数变动较大,由原来的0.084下降为0.044,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增长的强劲促进作用有一部分需要归功于贸易政策的制度稳定性,也即是贸易政策稳定性作用的发挥一方面表现为对对外贸易的直接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对外贸易的间接促进作用,即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对外贸易。

  在模型(5)中,把中国现行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与稳定性同时纳入模型,建立一个有效性与稳定性统一维度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以考察贸易政策制度质量的二维属性是如何同时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的。对模型(1)~(5)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1.观察表3中前4列可以发现LnGDPC、LnGD—PI、LnPGDP和COMLANG和BORD ER变量无论在系数上还是显著性上与表1和表2相同,在此不再进行重复说明。

  2.观察表3中的第3列,不考虑政策的制度稳定性,仅仅在模型中加人政策的制度有效性INSTI,发现INSTI的系数为正,其值为0.053且在1% 的水平上显著,对比表1中的第3列,INSTI的系数为0.03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发现2个系数除了值不同外,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都是无异的。之所以出现系数值不同,是因为表1中的数据是1997年一2011的年度数据,而表3中所使用的数据为1997年一2011年每3年期的平均数据。这说明不管是使用年度数据还是每3年期的平均数据,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都显示出对出口贸易的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

  3.观察表3中第5列,把中国现行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l生与稳定性同时纳入模型,建立一个有效性与稳定性统一维度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来分析贸易政策制度质量的二维属性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发现:(1)表中第5列中LrtGDP,、LnDIST、BORDER和c ^ 这4个变量无论是在系数符号、系数大小还是在显著水平上与前几列相比都没有明显的变化。(2)和基础模型中的系数相比,LnGPD 变量的系数在表3中第3、4、5列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贸易政策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间接发挥的。(3)变化最大的是变量,』v_STI和STAB。和第3列相比,INSTI的系数值在第5列中明显增大,由0.053增加到0.064,但是STAB的系数由原来的一17.010减小到一3.728。另外,显著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变得不显著,原因何在?可能的解释是: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在发挥作用时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稳定的贸易政策通过帮助人们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有效的贸易政策可以减少政策的不稳定给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进而能够大大降低不稳定贸易政策对贸易的负面作用。

  三、主要结论、建议

  (一)主要结论

  1.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自1995年以来,中国贸易政策没有发生逆转,体现了政府对贸易政策的较强承诺,除了在1995年~1997年和2004年~2006年两个时间段发生了较大的政策波动外,我国的贸易政策保持了相对稳定性。

  2.中国贸易政策制度有效性对对外贸易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贸易自由度越高,对外贸易商所面临交易的不确定性越低进而交易成本就越低,因此对外贸易就越活跃。贸易自由度越低,掠夺行为就越严重,合同的执行也就会越不完全,进而对对外贸易就越有害,因为它增加了对外贸易的成本和风险。

  3.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对贸易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贸易政策的稳定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稳定的贸易政策环境能够通过减少经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形成对未来国际交易的稳定预期,进而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成组织之间的相互交易。变动频繁的、不稳定的贸易政策会增加对外贸易中的风险,这相当于对进出口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因此会产生额外的交易成本。

  4.贸易政策的制度有效性和稳定性对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为贸易主体提供良好、稳定的政策预期而对贸易产生的直接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对贸易产生的间接促进作用。

  5.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在发挥作用时相互影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稳定的贸易政策可以帮助人们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进而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有效的贸易政策可以减少政策的不稳定给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大大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稳定性给贸易带来的负面作用。

  (二)建议

  1.贸易政策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应该相互匹配,贸易政策的有效性的发挥依赖于稳定性的维持,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应根据有效性的动态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政策的制度稳定性为有效性提供保障,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因此,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制度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有效性递减的问题,如果任由其下滑而不加以制止,一国不仅无法享受有效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全部好处,反而还要承担政策有效性不断下降的成本。此时,如果处理不好政策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关系,低效的政策就有可能不断被“锁定”(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期间的贸易政策),“政策陷阱”就可能出现,长期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也就失去了保障。

  2.贸易政策有效性的发挥和稳定性的调节应以发挥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导向。一项贸易政策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而政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参与。另外,贸易政策的不稳定性——包括政策的经常性逆转、政策之间的不一致,以及政策指标的高波动性——会为微观主体创造一个不良的经济环境,会压制微观主体进一步的生产性活动,因此,贸易政策有效性的发挥和稳定性的调节要注重发挥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李文峰.2001.贸易政策形成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

  [2]李莉.2010.小融资大制度——透过危机看我国贸易政策体系的制度缺陷[J].国际贸易(4):l0一l1.

  [3]黄汉民,郑先勇.2010.大国崛起中的贸易政策取向及对中国贸易政策启示——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思考[J].国际贸易(10):9—11.(论文发表)

  [4]任重,朱延福.2005.论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制度环境的稳定性[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4):10—14.

  [5]熊锋,黄汉民.2009.贸易政策的制度质量分析—— 基于制度稳定性视角的研究评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5):53—59.

  [6]BERGGREN N,BERGH A,BJORNSKOV C.2012.Thegrowth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instability[J].Journal ofInstitutional Economics,8(2):187—224.

  [7]FEENSTRA R C,HONG C,MA H,et a1.2012.Contrac—tual versus non.contractual trade:the role of institutionsin China[Z].NBER Working Paper.[8]FRANKEL J A, ROMER D. 1999. Does trade cause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9(3):379—399.

  [8]HANDLEY K.201 1.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heory and evidence[Z].Staf Working Paper.KLOMP J.HAAN J.2009.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eonomicvolatility『J 1.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5(3):(论文发表)311—326.

  [9]YU M.2010.Trade,democracy and the gravity equ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论文发表)91(2):289—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