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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抑或“国际货币服务体系” — — 对国际货币体系模式演化的逻辑分析与文化分析

发布时间: 2015-05-16 14:18浏览量:

禹钟华;祁洞之

  Abstract:Lack of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makes the self-0rganization and self-evolution automatically become premises for theoretical analyses on 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However,we find that the modem monetary system history is a process of western world building its own control system for their benefits.Western countries had become the leader of this world,and the monetary system they built has been more powerful and stronge~and eventually, it grew into an effectiv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virtual currency~ which is known as the Jamaica System and endures to today.Therefore,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s of China an 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to break that control system,an d find out the solu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should be built up eventually under the rules of one world one community.

  Key words: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Control System;Service System.

  摘要:一直以来,由于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与重构的研究讨论缺乏对于理论前提的分析和厘定,因而使自组织和自演化成为默认的理论分析前提。本文以系统论视角对这一演化历程展开了全面分析,研究发现,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是不断构筑以其为中心的控制体系的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成为世界主导的同时,其构筑的对象控制体系也得到不断扩展、强化,最终形成了以虚拟货币为具体控制手段的高效控制体系—— 牙买加体系,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使命,就是要打破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对象控制体系,并给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解决方案,以公平的原则建立和谐的国际公共服务体系。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控制体系;服务体系

  总结近百年来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化问题的研究、讨论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未能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基础和前提展开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清晰的厘定。之所以强调这一问题,是因为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化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如下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自演化、自组织的前提下展开?还是在他组织、被控制前提下进行?自组织或他组织的程度如何?社会经济中又是否存在如下背离原本为控制模型却以自组织的形式出现,或者原本为不可控的体系却被描述成控制模型?对这样一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标志着研究的前提不同。事实是,在不辨前提的情况下,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演化问题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但只是各说各话。鉴于此,本文从系统特征与系统演化的角度,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本质进行探究与理论分析。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分析

  作为一个以人类社会为目标视域的控制系统,必须要选择实现其目的的控制路径和控制手段。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西方发达国家列强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统治世界的目的已不现实,而货币因素则始终是其理想的选择。所以在现代货币经济中,货币渠道成为经济运行的必由路径。控制了货币便控制了社会经济运行动力的总源头,控制了国际货币便控制了世界。这种控制在成本与效率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且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因此,国际资本在获得了凌驾于现实社会的超然权力之后,便开始构筑面向全球的、以货币为内容的控制体系一一国际货币体系。自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历程分为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本文略去对具体史实的繁琐描述,通过对各体系逐一的模式与演化的图示分析与逻辑分析,来探究其控制模式的发展与强化。

  (一)金本位体系模式分析

  通过对金本位制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在价值体系中形成的符号世界,只是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把黄金从实物价值体系中抽离出来在理念上把黄金的符号、存量作为天平的一边,把实物价值作为另一边,形成了黄金形式的货币与实体价值的对应。金本位的真正用意并非用黄金本身作为货币,而仅是利用了黄金的符号化存在,用英镑作为黄金的符号式代用品。所以,所有的英镑便都视同为黄金。金本位制本质上就是一个英镑体系,英镑是现实运行中的主导,各国货币主要通过英镑和黄金相联系。英镑因此成为沟通黄金和各国货币的桥梁。如此形成了上下两层的控制结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以黄金和英镑为控制手段,垂直控制其所及范围的对象控制体系,至此已初具雏形(见图1)。

  金本位制时期尚属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控制体系的草创阶段,尚不够完善。其原因在于:第, 作为该体系的核心内容,黄金至少是基本的货币形态,而英镑则成为其附属或补充,是黄金运行的润滑剂或符号式代用品。因此,这一体系是建立在黄金这一实体价值基础之上的,其整个体系的信用和功能实现须由黄金作为最终保证。黄金作为自然形成的超主权国际货币被完全掌控的难度很大,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很难完全垄断国际货币的发行。因此,通过货币作为控制手段相对有所局限。第二,该体系名为国际货币体系,其实仅只是几个实行金本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简单加总,并不存在一个形式上超国家的国际货币制度体系及相应的协调、管理机构,国际货币秩序处于自由融合、相机调节的状态。第三,英国虽在近代以来的大国竞争中获胜而成为该体系的主导,但是这种主导地位是相对的,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列强始终存在挑战其主导地位的愿望与可能,对货币主导权的血腥争夺从未停止。因此,英国实行金本位以来战事不断,直到世界大战的爆发。总而言之,金本位体系的稳定性相对不足。(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模式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国际金融表现,在客观上建立了世界大战后的新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国际货币控制体系。图2描述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多层结构完全体现了其双挂钩的内容,同时也直观地反应了美元的超然地位一一其他各国货币必须经由美元才能与黄金间接联系。我们可以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内容简单视为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是金本位制的版本升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控制力度相较金本位制体系有大幅提升。第一,该体系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列强之间的霸主之争告一段落,美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绝对霸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控制体系更加集中统一,以国际制度的方式强行确立美元成为各国货币与黄金联系的唯一通道。第二,黄金已退居幕后,由直接的货币形态演变为货币价值的担保角色,整个国际货币的职能多由运行高效的美元来承担;同时,美国也积聚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来保证该体系的运行。第三,由美元来作为前台国际货币的制度安排,已经使得国际货币具有了初步的虚拟化色彩。第四,该体系形制完备,为国际货币体系确立了根本法律一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设定了国际货币一一美元,以及超主权国际金融管理协调机构一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有史以来最健全的、人为设计成分最多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其宏观控制能力空前提高。然而,该体系仍需由黄金作为国际货币的终极价值保证,仍然不能摆脱实体价值的束缚。这制约了该体系的控制效率。特里芬教授认为, “特里芬两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罗伯特·特里芬,1997),而我们认为,应该把对“特里芬两难”的理解提升到哥德尔定理的高度(祁洞之和禹钟华,2013)。

  (一)牙买加体系模式分析

  牙买加体系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现实的法律确认。表面上看,该体系在内容上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颠覆,即是针对双挂钩的双脱钩,但其实质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面版本升级(见图3)。因为黄金和美元同为控制手段,因此,牙买加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图示结构基本相同。但图示内容有所差异,标示着牙买加体系对于其前身的本质超越。

  第一,黄金退出。西方发达国家货币体系最初是以黄金为基础构建的,最终解脱了黄金的束缚。以黄金为货币,或为货币的价值担保,是货币发展初级阶段的表现,也是一种具体限制条件下的必然。其本身意味着高昂的货币发行成本以及货币运行与真实经济过程不可分割的联系。另由于黄金作为货币,整个金融领域必然摆脱不了实体经济的制约,从而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度大打折扣。也正因为如此,当美元具备了摆脱黄金束缚的条件和能量时,便在第一时间宣布了黄金的非货币化。这意味着美元发行成本的大幅降低,美元获得了最大程度的、面向世界的发行自由。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绝不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松动或削弱,反而说明其已具备无需通过黄金来构筑国际货币控制体系的能力。这其中,美元仍然是操控平台,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手段来支撑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各国仍然摆脱不了美元的束缚。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因此成为发自于美联储、辐射至全世界的美元体系。虽然,后来欧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衡作用,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优化以及欧洲内部的要素流动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但总体而言,在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盘控制下,欧元体系仍处于美元体系的从属地位。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仅只是名义上的瓦解,该体系的核心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仍然是国际金融的基本纲领,两个体系的转换仅只是表现在这一“法典”上的几项修改条款而已。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全部保留且不断壮大,成为协调国际金融事务的重要角色,也是美元体系的重要补充和缓冲协调机制。这一切说明,两个体系之间存在体制上的承继性,或者根本上就是同一制度体系,仅是货币形态发生了变化而已。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分析

  由上可知,金本位制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并不是三个体系,而是同一个体系的三个发展阶段,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金融操控体系的递进升级的三个版本,牙买加体系则是该体系演化的最高境界。通过一百多年的演化,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了控制者一一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控制手段(操作平台)一一黄金(美元或英镑),以及控制对象一一现实世界这样一种标准、纯粹、高效的对象控制体系。其内在的动力和终极的目标都在于生成与强化控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一步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以下多侧面的描述与分析。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仅只是西方发达国家货币体系影响领域的放大

  对货币体系演化历史的反思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所谓的国际货币货币体系仅只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体系。最初,这个体系作为一个粗糙的金属货币制度发生于且仅局限于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当具有了征服世界能力的欧洲列强开始了以全球殖民为目标的第一波全球化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说非西方发达国家悉数被迫卷入这个体系,其才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全球覆盖,但仍只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二战后,世界被苏美两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遭遇实质性挫败,这是自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的第一次遇阻回缩。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其统摄视域仅局限于资本主义阵营。与此同时,其内部也完成了霸主的更替,美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领袖,而欧洲诸列强集体沦为美国的跟班。在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同时,欧洲货币体系的构建也悄然渐次展开。美欧共同构成了主次分明的西方发达国家式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在制度层面打碎了束缚在西方发达国家霸主身上自由发行货币的枷锁,再加上苏东集团的解体,使得该体系又一次具有了全球意义。西方发达国家体系由此获得了体制上和空间上的无限自由,迅速地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纵观演化历程,无论其形制如何变化,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始终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其国际意义在于该体系宪辖范畴、统摄视域的国际化。

  只是当作为发展中国家核心的中国从这一金融链体系的最低端逐渐崛起而成为博弈的一方,人民币汇率成为持久的国际焦点问题,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七大国际货币,中国开始争取规制的制定权之时,国际货币体系才具有了些许真正的国际含义。

  (二)控制手段的加强— —国际货币不断虚拟化

  国际货币的发行方式随着其阶段式的发展演进也呈现出本质性的版本升级。金本位制时期,货币发行受到黄金存量的硬性制约。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被视为由黄金保证的美元本位制。其与纯粹的金本位制相比较,黄金退出流通领域,居于价值担保的地位,美元具有些许虚拟化色彩。进入牙买加体系,黄金退出货币领域,国际货币的发行趋于自由,美国在用印钞机向世界支付。因此,从货币发行方式的角度来审视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则是一个不断摆脱黄金、获取发行自由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黄金不断弱化、退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国际货币不断虚拟化的过程。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其生成与运行与实体经济愈发背离,成为凭空生成的符号信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掌控着这一符号货币体系,通过操纵符号而操纵世界。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已经膨胀到了百万亿美元的规模,可见其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已远超人们的想象。

  (三)控制权(货币发行权)的争夺是体系演进的主要动力

  如果从货币的生成、运行机制角度观察,这一体系演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其无政府状态发行“国际货币”权力的形成与争夺。这一内容成为其发生演化的主线。金本位制阶段可以视为欧洲列强之间的货币主导权的竞争阶段,同时也意味着幕后资本的博弈与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大国间的竞争与博弈在冷战背景下展开,既包括苏美之间的对抗,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间的竞争。牙买加体系在体制上赋予了美元最大程度的自由,加之苏东集团的解体,使得美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由资本主义世界金融霸主跃升为全球的金融霸主。然而在此阶段,以竞争者面目问世的欧元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竞争再次加剧。综上所述,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过程中,激烈博弈的目标具体集中于货币发行权的争夺。获得了货币发行权,便具有了控制经济、政治,进而控制世界、统治世界的权力,因此,权力的更迭往往通过血腥的战争方得以实现。以博弈论的视角观之,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实的博弈过程中,各方所秉持的是零和博弈理念,零和博弈理念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表现在现实应对领域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四)金融危机频发是该体系的重要特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牙买加体系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除中国以外的全球主要大国悉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即使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仍未走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泥潭,且存在着不断恶化的趋势。面对无限庞大的债务和资产泡沫,无论欧美还是日本,所能做的只能是泛发货币。

  在我们认识了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本质之后,对于金融危机的分析应别有立论。第一,如果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高精密、有效的操控体系,国际货币的发行与运行都处于高度可控状态时,金融危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应该如此频繁的爆发,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这一体系的控制力十分强大时,我们就难免不怀疑一些金融危机是经策划的、有预谋的。制造可控的繁荣与危机,正是体现该体系操控能力的重要表现。第二,历次金融危机都包含一项重要原因一一异常的资本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资本流动是被严格控制的(巴里艾肯格林,2009),而牙买加体系给予了资本流动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时也开启了金融危机的频发时代。可见,资本流动的自由和金融危机的频发如影随形。表面看来,资本异动意味着国际货币运行的失序,而这种表面的失序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实施有效控制的必要而常规的步骤。被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完全操控的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的流动,是这一控制体制下的机动工具,可随时启用,承载着定向爆破的功能。第三,当控制体系的控制力逐渐丧失时,就意味着该体系危机的总爆发。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对象控制体系的运行,是一种内敛式的循环。当这种循环的回路受阻时,其发行货币的价值降低,过度的虚拟导致过度的泡沫化,亦使该体系的运行效率大幅降低,风险激增。当金融危机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爆发且持续发酵时,说明该体系长期所积累的风险正在不断转化为危机,意味着该体系正不断地失效、失控。当该体系仅能靠泛发货币来维持时,说明其自身已趋向衰亡,金融信用过度透支。

  三、系统演化视角下的西方发达国家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模式

  在上文历史描述的基础上,有必要从系统演化理论的视角,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模式及演化加以进一步的理论归纳。

  (一)作为系统演化理想目标的自组织系统

  和谐稳定的自组织系统显然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但是,迄今的研究都证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任何自组织、自演化过程,都是在一定的限定条件下进行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秩序或制度的完善(祁洞之,2010)。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历史中,都不能证明一定条件下的自组织、自演化过程一定会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均衡;恰恰相反,历史经验证明,自组织、自演化会带有盲目性,市场行为、羊群效应等现象等就是有力的证据,即便是自然界的生态演化也经历过多次的物种大灭绝。这些都表明,需要系统上行结构的负反馈机制对系统的演化不断地进行纠错、调整。因此,在复杂系统的人类社会中,自组织系统都是在一定前提下、一定程度上的;同样,也不存在纯粹的、极端的控制系统:不同的社会演化只能是处于极端控制和纯粹自演化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个点上。

  研究自组织系统或者控制系统,首先要处理的是约束与自由、个体与整体的两行关系。“自由实现的前提是自由度的范围设定,对于个体自由的合理设定与约束原则来自于整体理性统摄。从人类组织的整体角度而言,自由是整体基于整体目标、整体理性如何划定个体自由度的问题;从个体或微观角度而言,对自由的追求就是个体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实现其合理愿望。如此,自由的讨论就变成了人类组织内部和谐机制如何形成的探索,即约束条件下的、为了整体目标而进行的整体与个体之间、个体相互之间的制约与协调。唯如此才能实现系统和谐,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意义上的不同主体的自由,才能保证整体的可持续性演化发展。”(禹钟华和祁洞之,2013)自由度的划定是由权力完成的。当权力符合整体理性运行的时候,人类社会系统成为和谐系统,易保持可持续发展;而当权力“以权谋私”或不能体现整理利益、整体理性的时候,则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并趋于崩溃。

  总体而言,本文对自组织问题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制度与制度约束之下的自组织、自演化之间的关系是两行逻辑。一切自组织、自演化都发生于居于上行的制度约束之下,没有上行控制的系统自演化是不可能的。第二,这种控制理应代表整体利益,如具有牟利性质则为反动,将导致系统的崩溃。第三,上行系统理应有效作为,即充分运行上行系统负反馈调节机制,以有效弥补自演化系统自身的不足,尤其是其自身抗拒系统崩溃能力的不足,保证其可持续发展。最后,与自组织系统下行演化并行不悖的上行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才是本文研究自演化问题的精要所在。

  (二)人类社会现实演化的两种途径

  任何的系统都具有两行结构(祁洞之,2010),人类社会尤其如此。其中,程序、制度、规律等上行结构起着主导作用,具体表现为一定的权力机制。抽象而言,人类社会中的控制源头体现在三个方面:君权、神权和金权(资本)0o其权力主要体现在规则的制定权和维护规则的强制力。规则划定出各个社会主体的自由度,自组织、自演化仅能在这权力规定的自由度中进行。由于权力的控制方法和控制能力的差别, 自由度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显示出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特色。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归纳出以下几个模式,呈现出两条截然相反的演化路径。

  1.对于演化模式的抽象图示描述以一种纯自然的自演化、自组织的原始状态为最初的人类社会演化的起点(见图4),以此展开讨论。图4描述的是纯粹的自演化模式,大小主体根据自身的禀赋特征、综合实力,在双边和多边交往的过程中自由地、不受干涉地生成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总体秩序。①文化对于人类的社会的影响与控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其发挥作用持久、深远却不很直接,同时,也通过君权、神权和金权发挥影响。

  图5是图4纯粹的自演化模式的演进版本:在自演化模型基础上生成了一个上行结构一一整体理性(由图形上方的椭圆表示),社会在整体理性的规范下运行、演进,体现出一种和谐的两行关系,可称之为基于两行结构的和谐演化模式。这一图形所描述的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追求,不同社会主体在整体理性的规制下形成社会秩序,追求天人合一、社会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

  图6是基于图4模型基础上的、与图2具有本质区别的另一种演化模式,称为霸主使役模式。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获胜的强者主宰一切、控制一切,其余主体则处于被控制被压迫的境地。图7是霸主使役模式的升级版本,终极控制源通过霸主平台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实现了控制源与控制手段、平台之间的分离,形成了控制源、控制手段及控制对象的完整的对象控制体系结构。控制者之下的部分皆属于技术环节,控制的逻辑关系达成是它的目的本身。从图6到图7的本质转变是由此岸化控制到彼岸化控制的一个跃升:此岸化控制只能控制到系统力所能及的对象层面,类似霸主,控制力和控制范围是有边界的;而彼岸化控制则是由彼岸投射到此岸来的全逻辑视域控制。作为彼岸化控制的具体体现的霸权体系不是在适应环境壮大自身,而是在构造环境,强行制定规则,谋求把全世界纳入其主导的体系中。这是与图5截然相反的另一个典型模式,代表着另外一条演化道路。

  完成了上述图形化描述后,就可以把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演化脉络抽象化、哲学化。这里存在着一个由下至上生成的驱动和由上至下控制的谋求之间的区分,即是基于下行世界的需求生成上行世界,还是根本不顾及下行世界来构造一个控制下行世界的操作体系。如此就形成了皆基于自演化前提的两个截然相反的演化路径,其一为两行和谐模式,其二为单极控制模式。两种模式恰好可分别以中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作为典型样板。

  2.中国社会演化之路一一两行和谐模式中国社会演化之路在图例上由图4、图5组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和总结。礼乐文明的核心内容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在名之为“理”或“道”的整体理性控制下进行的,符合“理”、“道”是中国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社会行为主体在“理”和“道”所规范的自由度下自由行动,追求共命运体与个体之间的两行和谐。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本然世界之和谐必然需要一个协调器,即为共命运体“立心”,是其之所以成立所需要的基本原则一一天下为公。这是完全基于此岸的、代表整体理性的上行结构,是自组织演化的引导,而绝非强制控制。

  图5的阳光普照模型是人类社会制度下真正意义的自组织模型。因为, 自组织的实现必然需要上行世界的阳光,即完全基于下行世界的需求而形成的上行结构。没有公共服务的社会秩序将无法实现,然而公共服务体系的理想样态应该如何描绘,则成为人类始终面临的问题。对此,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哲学始终孜孜探索、尝试推进,把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视作天下公器,努力将其营造成为体现礼乐文明核心实质的公共服务体系,把它变成普照世界的雨露阳光。

  3.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演化之路一一单极控制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演化之路由图4、图6、图7来描述,这是丛林原则性,由霸主使役模式到彼岸控制模式的演化。以狩猎文明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其权力体现为狩猎的范围、程度,具体而言就是控制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的范围和程度,其目标在于控制的效率最大化。文明伊始,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主导者在君权、神权和金权三者之间的竞争合作,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直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意义在于资本击败君权和神权而凌驾于社会系统之上,成为唯一的控制者;而君权和神权,或者名存实亡,或者成为资本的附庸。

  这一体系的功能与意义在于控制本身,因此,资本、黄金、货币的使命都是暂时的,只要能完成控制,则无所谓由何种手段或渠道去实现。我们完全可以把控制者、控制器和控制对象翻译为狩猎者、狩猎工具和狩猎对象,如此就可以完整地还原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母基因。随着时代发展,代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核心实质的狩猎模式逐渐过渡到狩猕模式,这种对控制对象定期收割式的圈养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象控制体系改善和控制能力加强的重要表现。简而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的对象控制体系,通过圈养模式最大程度地压制了劳动和资源的自由,置它们于被控制境地,进而实现内敛式的循环,使社会财富机制化地持续向控制者集中。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谋求的是,构筑起使其永居顶端的层次分明、垂直操控的“食物链”结构。

  (三)理论和现实的严重背离

  当我们从逻辑的角度和历史分析证明了近代以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系统的演化都是在控制体系之下进行的这一事实后,却发现整个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却都是建立在自组织、自演化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一种极端的分裂现象:理论和现实南辕北辙、严重背离。显然,控制者们在极力掩饰控制体系的实质。资本在构筑、强化其主导的控制体系的同时,①狩猕模式依秋狩冬 之意,指给予猎物休养生息的机会,有选择、有计划地狩猎。也在瞒天过海地努力营造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过程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那么是同近代以来资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同构的,是在自组织、自演化前提之上被精心营造出来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青睐的理论,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自组织、自演化前提下的,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象控制体系披上了一层华丽的理论外衣。究其本质,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是定向爆破式的自由主义:其一,保证资本的自由为最高原则。这里的资本仅指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其二,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对外围世界的自由开放,是为了保证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的绝对自由。其三,反向的自由是绝对禁止的,劳动和资源是被资本定价的,绝无自由可言,外围世界的资本同样毫无自由可言。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专制和封闭,与其自由主义学说形成鲜明对照:当中国有能力向西方发达国家投资时,却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关卡重重,绝非自由市场。

  个中缘由显而易见:越是要强调这种控制体制的有效陛,就越需要被控制体内部自由散漫而呈自演化状态;因为,最易被控制的系统,就是尚未被他者控制或控制程度较低的系统,即自演化系统。所以,资本对自由市场理论的大肆宣扬,实际上是在为那种隐而不见的幕后控制系统的高效运行营造前提。这也就意味着绝对的自由主义恰好导致绝对的专制主义。因此,西方经济理论并不是在为自由主义鸣锣开道,相反,其导致的只能是金融专制主义。

  四、评论性结论

  本文揭示了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本质,并描绘出了其可能改变的模式以及未来的理想模式:应以打碎彼岸设定以及对象控制模式为基本共识和首要原则。控制与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剧与罪恶,是与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天下为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命题如何达成,是多极化前提下真正的发展主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方能够讨论公正、理性、秩序、民主、自由等这样一些人类系统价值的终极追求,并以此为逻辑基础来构筑现实经济体系。

  多极化是对单极控制的彻底否定,是自由、民主的现实体现,也是实现理想设计的必由之路,同时亦是现实应对的主要手段。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多极化已然成为匡l际政治、经济领域中不可阻挡的趋势。当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由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衰落而对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现实世界也逐渐显示出多极化的态势并不断得到强化,形成了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推力,为建设国际货币服务体系创造了条件。值此西方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对象控制体系已现颓势、现实中多极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世界格局即将变换之际,更需要我们展望未来,着眼于现时代的文化生态和经济生态,探讨如何重构基于两行和谐系统的理想的自演化模型(见图5),使这一两行和谐自演化模型在经历的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获得创造性现代化的提升。这是当今制度经济学所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真正意义所在。作为一种国际制度朝着公正、合理、秩序、民主、自由等方向校正的动力,两行和谐自演化模型也是中国为世界描绘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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